《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第二十节

傅山的应酬策略：他按重要程度给作品分档次——为受书人专门撰文、带长款提到姓名、有上款、穷款钤印、穷款未钤印、无款钤印，档次依次降低；无上款之作多出自最不重要的求书者。

傅山的应酬策略：他按重要程度给作品分档次——为受书人专门撰文、带长款提到姓名、有上款、穷款钤印、穷款未钤印、无款钤印，档次依次降低；无上款之作多出自最不重要的求书者。字体也经选择：小楷费时郑重，多作手卷册页，显关系亲近；隶书他只给鉴赏力高的人写，如1667年为戴廷栻之父墓碑以汉隶书丹。应酬过多时他按亲疏缓急排序拖延，祝寿赠别及换米之作优先，朋友所托常延宕数年，既因任务繁重，也因可减少索求、显示艺术家并非呼之即来。"俗物"即使给润笔也难得好字，官员文人多获赠精品，但质量与地位并非总相匹配。

这些策略让傅山在交往中获得更多掌控，却不能改变他为生存鬻字的基本处境；他靠文化资本扩大了活动空间。其声望来自家世才华、1636年请愿的"义士"之名、甲午"朱衣道人案"树立的遗民形象、1679年称病拒赴博学鸿儒特科（冯溥赠诗比之陶渊明），以及他作为明遗民学者参与金石、音韵等学术前沿——清初仅凭书法才能无法居文人之首，他首先是守节的学者，其次才是书法家。他以"俗"讥人、行为不俗，1650—1660年代已被视为高士奇士，晚年更成文化神话，徐乾学为刘体仁诗集作序即可见官员对文化资本的推重。仕清汉官如魏一鳌尊崇遗民、提供资助庇护，既改善自身贰臣形象，也维持了共同的价值规范，故傅山虽受汉官之助仍保持独立：他婉拒为杨思圣传记提供山西政绩材料（出游江南为托词），不为仕清官员作传，魏一鳌亦未请他作传；顾炎武同样不给曹溶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