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第十四节

傅山题款有时并不认识受书人，而是通过中间人了解情况，因此仅凭题款文字推断其创作心态易生偏差。

傅山题款有时并不认识受书人，而是通过中间人了解情况，因此仅凭题款文字推断其创作心态易生偏差。书法风格中也存在类似“修辞”的选择：许多无上款的狂放巨幅屏条是他草率应付索书者的产物，他自称这类字为“死字”；但有时又需斟酌场合、受书人趣味与外界期待来选择书风，同一文本因而可能写出差异很大的作品。时间、材料、装裱形式、场合等也会影响书风选择，这些自觉选择而非性情自然流露的做法，都可视为书法中的“修辞”。由此看来，傅山的选择受外在条件制约，他并非绝对自由的主体，其应酬书法在多大程度上算创造、表达或抒发值得思考。

从文字内容判断书写者心态还受文字本身的阻碍：人乐则笑、哀则叹属实，但不能反推笑者必乐；文字在书写者与读者之间造成空间，读者难以分辨情感是真实流露还是修辞。因此以“书为心画”印证“心画”会遇到难题，但它仍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与常用修辞。傅山本人信奉“心正笔正”，但所指是人的基本品质，与当下感受无关；他大量临习颜真卿也与以颜真卿激励遗民立场有关，而这种信仰对创作的牵制力仍待研究。

傅山、董其昌、王铎都清楚当时书法多为应酬而作，出了名便难得自适挥毫。然而正式书论如《书谱》《书法雅言》只谈伦理、技法与理想创作状态，把古人创作过程“净化”了；对应酬的零星记载散见于笔记、题跋、信札，且常被编集时删去上款日期，变成一般美学观念。书论中一时一地的看法与深思熟虑的理论建构不同，应酬场合的客套话、违心语被后人置于同一时空阅读，便产生抵牾。表现主义美学关注如何创作伟大作品，忽略应酬问题；应酬书法靠日常社会化习得，不入教科书，而“心画”作为正统话语，连鄙俗钻营者也能振振有词地引用。传统书论与现代研究都在“净化”书法，应酬问题成了受压制的话语。

作者研究傅山的应酬书法，意在揭示其不同于自娱创作的特点与逻辑，并说明存世作品都是具体情境的产物，书法史研究应重构情境，考察社会、文化、审美、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提出应酬与修辞问题，是希望引起对书法艺术背景化研究的重视。在余论中，作者指出书法作为日常文化物品与既有理论教条存在冲突，艺术史研究应结合日常运作层面与体制性因素，考察哲学宗教理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灌输、接受、曲解、改造，以适应制作文化物品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