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19，到未来去》第二十九节

作者在贝尔格莱德凭吊铁托墓，与来自铁托故乡库姆罗韦茨村的老人交谈。

作者在贝尔格莱德凭吊铁托墓，与来自铁托故乡库姆罗韦茨村的老人交谈。老人怀念铁托时代各民族平等团结、紧跟欧洲的繁荣景象——铁托以工人出身登上权力顶峰，靠不结盟外交和民族政策使南斯拉夫既不依附美苏，又成为东欧最富足的国家。但铁托去世后联邦解体，如今不少塞尔维亚人把国家的困境归咎于他当年给予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自治权的决定，年轻人更想忘记他的专制与压迫感。老人则坚持认为，能把四分五裂的国家带向独立繁荣，专制权力就是合理的。文中还提到铁托时代建造的粗犷混凝土"野蛮主义"建筑，是那个黄金时代对未来想象的产物。

作者随后寻访安德里奇故居博物馆。这位与铁托同年出生的南斯拉夫文学巨人、巴尔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任外交官，二战期间在战火中隐居写作，完成"波斯尼亚三部曲"，其中《德里纳河上的桥》让家乡的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他晚年常在莫斯科大饭店喝咖啡会见各国文人。安德里奇虽是克罗地亚人，却选择成为塞尔维亚作家，理解塞族、克族、穆族三者间爱恨纠缠的根源。今天的贝尔格莱德遍布书店，人们在街头巷尾阅读，精神生活炽烈，家家户户珍藏安德里奇的书，称他为最敏感的巴尔干灵魂，用文学安慰了整个民族。

文章末尾提到，安德里奇青年时代的好友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正是1914年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夫妇、点燃一战导火索的那位23岁的塞族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