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失忆人》第十四节

盖奇在意外12年后去世，遗骨后来被运到博物馆，头骨上方架着那根铁杆。

盖奇在意外12年后去世，遗骨后来被运到博物馆，头骨上方架着那根铁杆。作者并未去看过它，去图书馆只是为了复制外祖父与两位哈佛科学家——内分泌学家富勒·奥尔布赖特、神经学家斯坦利·科布——的通信。

外祖父在贝尔维尤医院实习期间写信求教，附上自己唯一发表过的论文：他曾在挪威喝生牛奶后染上布鲁氏菌，被误诊为神经衰弱，他用皮试脓肿证明这是可治的生理疾病，呼吁摈弃“神经衰弱症”。信中他回顾了从耶鲁学文学到转读医学院、在多家医院实习的履历。科布与奥尔布赖特为他提供一年双料奖学金，他欣然接受，但担心课题庞杂、素材难求。然而他在奥尔布赖特实验室的研究被批为“信息大杂烩”，他本人也承认。真正有收获的是他在麻省总医院观摩神经外科，1938年他转而申请神经外科住院医生，1939年在哈特福德医院创建了自己的神经外科。此后他仍与两位前上司通信，报告家事，并介绍脑垂体机能衰退的青年和一名3英尺10英寸的侏儒，询问是否愿接收其参与实验室研究。

随后作者转入论述：残缺可以阐明完整。脑科学长期依赖脑损伤个案来定位功能——19世纪主流认为大脑是未分化的整体，颅相学的伪科学反而招致对脑定位的质疑，直到损伤个案出现。盖奇是关键。1861年法国医生皮埃尔·布洛卡描述了只能重复“叹”音却能理解、书写的“叹先生”，尸检发现左额叶小伤，由此确立言语清晰度中枢（布洛卡区）；1878年德国神经学家卡尔·威尔尼克描述了说话流利却无意义的病人，确立语言理解中枢（威尔尼克区）。这种“损伤法”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主导，绘出了脑功能地图，但地图仍有大片未知：初级听觉皮层已定位，而提取、辨析声音乃至记忆的机制仍不明。作者在图书馆读到外祖父最早那封信，其中规划了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