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糖》第六节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乡，凭吊劫后的西竺庵，想起幼时在此合掌行礼的菊林，如今庵中人去屋空，菊林下落不明。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乡，凭吊劫后的西竺庵，想起幼时在此合掌行礼的菊林，如今庵中人去屋空，菊林下落不明。"我"左额有一条疤，儿时在门槛上跌破所致，相面先生视为缺陷，"我"却称之为"梦痕"，是儿童时代仅存的痕迹。

四五岁时，家中为亲戚孩子做"打送"的米粉包子，母亲、姑母、婶母、诸姊围坐包馅、印花，笑语满堂。"我"先吃豆沙，又闹着要打寿字印，众人便把收口摘下的米粉给"我"玩。"我"拿包子和米粉到店堂与五哥哥（店里学徒，儿时最亲密的玩伴）同玩，他用红泥印子教"我"印米粉菩萨，两人争执追逐，"我"跌门槛磕破额头，昏迷后由外科郎中蔡德本包扎。此后五哥哥天天上楼探望，偷偷带来叩头虫、纸人头、铜钿小刀等玩意，直到伤口结疤。

五哥哥顽皮而富于创意：他捉蜈蚣去掉毒钩藏在袖中，或放在别人瓜皮帽上、丢在登坑者裤子上，或假装被咬号啕大哭再忽然收起；被识破后又改在门口佯装踩到大蛇乱滚，还把两个钓鱼人的辫梢结在一起。他也教"我"许多玩意：偷老蚕豆做能射水一二丈的"蚕豆水龙"，用豌豆梗和蚕豆梗做能吹奏的"豆梗笛"，用洋蜡油浇造塑造，用芋艿番薯刻印版。这些乐事久远了，但疤痕唤起对五哥哥和儿时的回忆，"我"视之为黄金时代的遗迹，如同刺配金印，凭它可以回溯童年故乡的梦。

后半部分写旧上海（抗战前）的租界情形：电车分洋商办与华商一路，卖票人常以拖延给票、谎报上车站来揩油，被查票人（"赤佬"）查获则扣工资；有乡亲买车票少付，卖票人眨眼示意，被查票人记下号码。当时只有黄包车，分"大英照会"与"小照会"，后者不得进租界；车夫动辄遭英租界印度路警（"红头阿三"）、法租界安南路警踢打，也常被醉酒外国人的汽车撞倒，"我"曾亲眼见外国人汽车撞死车夫，从此不敢在租界坐黄包车。上海社会险恶，传闻"打呵欠割舌头"，又有一人扶起跌倒的孩子反被诬为偷金百锁，虽不知真假，可见人心之险。扒手尤多，"我"带两个孩子在霞飞路等车时，钱包露白，上车即觉手伸入衣袋，便用手臂夹住将那人拖上车，随即坐定不回头看，到站那人下车挤入人群；这是老上海人教的办法——只求免损，不可注视，否则会被跟踪殴打或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