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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三十九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三十九节

金融危机后,香港出现了小额投资者的游说力量。前投资银行家大卫·韦柏创立香港小股东协会,虽其设立独立监督机构的提议被政府否决,但他本人当选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非执行董事……

金融危机后,香港出现了小额投资者的游说力量。前投资银行家大卫·韦柏创立香港小股东协会,虽其设立独立监督机构的提议被政府否决,但他本人当选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非执行董事,并推动建立侵害小股东权益的案例数据库,阻止了郭鹤年、李兆基等教父低价私有化的企图。新加坡则一面出台更严厉的公司治理法规,一面继续充当印尼教父林绍良、黄奕聪等人的避难所,并趁欧盟向瑞士施压之际吸引海外金融业务,还批准了两个巨型赌场。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改革多流于表面,马来西亚政府仍在救助政商关系密切的企业。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证券丑闻被弹劾下台,显示电视时代平民主义政治的兴起。泰国大亨直接从政,他信·西那瓦凭借电信业财富和教父联盟支持创建泰爱泰党,2001年大选赢得国会248席出任总理。上台后,他限制竞争、阻挠撤销管制,使自家西那瓦集团的手机业务利润从2001年不足40亿泰铢增至2003年180多亿泰铢,旗下上市公司市值翻了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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