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三十四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三十四节
本节分析了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四个相互强化的宏观趋势。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各国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恰逢跨国公司将制造业迁至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出口额急剧增长。
本节分析了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四个相互强化的宏观趋势。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各国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恰逢跨国公司将制造业迁至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出口额急剧增长。其二是战后人口激增,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且工资涨幅低于生产率增速。其三是国内储蓄率不断提高,远超拉美水平,为投资提供了充足资金。其四是危机前普遍存在的“发展蜜月”心理,民众相信经济高速增长终将使自己步入中产阶级,因而容忍对工会和媒体自由的压制。
然而,这些增长掩盖了深层问题:出口繁荣并未催生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人口红利掩盖了生产率问题;高储蓄通过不按商业规则运作的国家与大亨银行转化为低效投资;民众的顺从助长了领导人的自大。于是,一个幻想世界形成: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推行“2020年远景规划”,大兴土木并迁建行政首都;新加坡的李光耀宣扬“亚洲价值”;印尼的苏哈托在妻子去世后仍谋求第七个任期;泰国政客以巨额花费竞选许诺;香港总督彭定康也未触动本地富豪的垄断利益。
与此同时,危机的征兆已现:贪腐失控、资产投机取代生产、金融机构过度放贷。印尼的布山金矿骗局中,苏哈托的子女为采矿权公开争夺,最终发现金矿纯属虚构;投资银行百富勤则将巨额资本押在与苏哈托家族的收费公路交易上,进行了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