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四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四节
本节论述了亚洲教父崛起的真正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实际影响。作者认为,教父是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中央集权政府管不好竞争、却管死市场准入,政客需要资金维持权力,于是与大亨形成相互依赖。
本节论述了亚洲教父崛起的真正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实际影响。作者认为,教父是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中央集权政府管不好竞争、却管死市场准入,政客需要资金维持权力,于是与大亨形成相互依赖。作者指出,决定社会繁荣的是制度而非个人,东南亚的贫困源于政治失败。教父与19世纪欧洲金融王朝、美国镀金时代的摩根、洛克菲勒等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当美国通过反托拉斯、联邦储备法、证券法等改革驯服了“强盗资本家”,而亚洲至今未完成类似改革,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问题却未必带来变革,东南亚面临走向强国或拉美式停滞的抉择。
教父对区域发展的贡献远低于人们的想象,他们更多是增长的受益者而非驱动者:其企业生产率和上市公司收益长期不佳,东南亚股市二十年间在新兴市场中垫底。真正推动经济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依靠普通劳工的勤劳节俭、高储蓄率以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政府吸引外资、压低汇率的政策。1960至2005年东盟出口高速增长,与GDP增长几乎同步。但教父大多不涉足竞争激烈的出口加工,其经营的国内大企业依赖保护性市场、卡特尔和无竞争投标,缺乏国际竞争力,核心技术依赖外国,没有世界级产品和品牌,被学者称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出口模式也有脆弱性,90年代外商转向中国、越南等地,出口在金融危机前一年骤降,而替代产业尚未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