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十七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十七节
华裔教父普遍缺乏安全感,表现为强调自身的“中国性”并信奉种族优生学。
华裔教父普遍缺乏安全感,表现为强调自身的“中国性”并信奉种族优生学。李光耀早年自称不再认同华人身份,后来却大力推崇儒家文化与亚洲价值,并设立婚姻配对机构、主张一夫多妻,被研究者视为补偿无归属感的举动。郭鹤年同样坚信遗传理论,认为海外华人的成功源于血统。然而他们真正的优势在于通晓多种语言与文化的世界性,而非单一文化。教父们还存在双重自欺:一是把东南亚经济成就归功于华人而非移民群体,二是掩盖自己在移民圈中的特权背景。施坚雅对泰国大亨的研究显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仅五分之一算是白手起家,这与大亨们塑造的卑微出身形象相悖。
大亨们热衷于把自己描绘成出身贫寒、靠个人奋斗成功者。他信·西那瓦常自称来自贫困家庭,实为纳兰王朝后裔,毕业于名校与军事学院,且有姻亲与军方背景。李嘉诚宣称15岁辍学打工创业,实际曾在富有的舅舅处工作,并娶了表妹、继承岳父产业。娶老板或富家之女是教父起步的常见途径,如李光前、董浩云、郑裕彤皆借婚姻获得资源。李国宝列举邵逸夫、李兆基、霍英东为白手起家者,但三人分别出身纺织富商、银行世家,或凭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精英学校。这种白手起家的叙事有助于维护大亨的自尊,也支撑了该地区非自由市场的政治结构。此外,大亨们以节俭闻名,如郭鹤年拆掉低价购入的豪宅改建五座简朴住宅,这种克制实为保护财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