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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二十二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二十二节

本节论述东南亚教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运作及其历史根源。

本节论述东南亚教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运作及其历史根源。

与政客过从甚密往往带来风险:林绍良因与苏哈托关系密切,在金融危机中成为众矢之的;泰国陈弼臣因亲附被推翻政权而流亡香港;马来西亚与东姑拉沙里或安瓦尔绑定的商人均遭损失。相比之下,郭鹤年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对各派政客都保持良好关系。克里斯南在马哈蒂尔与拉沙里之间左右逢源,凭此拿下吉隆坡双子塔项目——他以低价取得地皮、靠估价抵押贷款并引入国营石油公司出资,自己几乎未投入资金便获得48%权益;他又借迎合马哈蒂尔的发展愿景,取得卫星、移动电话、电视等牌照和国库控股资金,建成传媒电信帝国。

大亨们以股份、董事职位、豪宅游艇、私人飞机等款待政客及其家人,如林梧桐依赖警界关系、郭令灿延揽王室与政要任董事;郭鹤年则在巴达维上台后借同学关系巩固了糖业垄断。这类投资通常获得回报,回扣标准一般为10%,大项目可降至3%—5%。作者指出,东南亚的腐败源于阶级化的封建传统和殖民遗产:贵族官僚和皇室本就掌握可出售的经营权与土地,独立后这些租金落入本地政治精英之手,形成出售特许权的惯例。与非洲的盗贼统治不同,东南亚政客多只出售公共资源而不干预经营,因此体制虽腐败却仍有效率;新加坡和香港虽以廉洁稳定吸引资金,官商勾结程度仍高于外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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