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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二十一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二十一节

本节指出,虽然香港长期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但其本地经济实际上由大亨们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卡特尔。

本节指出,虽然香港长期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但其本地经济实际上由大亨们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卡特尔。这种局面源于殖民时期:政府财政依赖土地拍卖,加上农地转换需高额费用,导致房地产市场高度集中,少数大亨垄断了大部分新盘供应并获取极高利润。同时,政府将纺织品出口配额直接分配给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大制造商,后者靠转卖配额坐收其利。

香港缺乏竞争法,港口、超市、药店、电力等行业均被大亨垄断,收费高昂。李嘉诚是港口和零售业的领头人,其港口收入曾助其度过房地产危机;他与嘉道理家族分掌电力。此外,银行业长期实行利率卡特尔。虽然国际组织批评香港缺乏反垄断法,但大企业对政府影响深远,难以改变现状。新加坡情况类似,虽有《竞争法》但豁免了许多由上市公司控制的行业,两地都存在外向型经济与受保护的本地大亨经济的反差。

作者认为,无论在何处,教父们获取核心现金流的方式都是垄断或取得少数人控制的许可证。不同之处在于权力的转移方式:泰马印菲在独立后重新分配,新加坡政府紧抓不放,而香港的权力则在70年代后逐渐由大亨从英国商行手中接管。这一过程伴随大量贿赂与政商勾结,尽管香港和新加坡表面上设计了防止官商公开勾结的机制,但大亨通过慈善基金会等方式维系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一传统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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