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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十三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十三节

本节论述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及其与东南亚、中国的关系。

本节论述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及其与东南亚、中国的关系。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英国建立的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结构性角色相似:提供无关税贸易和资金寄存地,靠比邻国更高效的服务业从周边低效经济中套利。香港主要腹地是中国南方(1949—1979年中国贸易封闭时转向东南亚),新加坡主要腹地是印度尼西亚而非马来半岛。二者长期是区域走私与合法贸易中心,周边国家的关税和配额限制反而使它们获利。作为资本避难所,它们凭银行保密制度、空壳公司账户等吸引外逃资金,如马科斯家族在香港汇丰银行的存款;亚洲金融危机后约2000亿美元印尼资金存入新加坡银行。欧盟施压瑞士后,新加坡加强保密、修改信托法,2000—2006年外国私人银行数量翻倍。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私下讥讽新加坡的成功依赖洗钱,邮件泄露后辞职。两地还发展房地产(香港客户为内地人,新加坡客户为印尼人)、购物娱乐业,新加坡2005年开设赌场是其一贯做法的延续。

两地管理方式相反——新加坡实行国家统制主义,香港走自由市场——但20世纪末人均GDP相差不足1000美元,说明繁荣取决于深水港口城市在管理混乱地区中的战略位置,与官方经济哲学无关。大亨分外来与本地两类:印尼、马来西亚大亨移居两地,本地大亨则集中于房地产和银行业。最后指出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易被大亨操纵为套利工具,未能建立可持续制造业,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出口导向模式发展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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