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九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九节
本节论述了二战前东南亚的经济结构及其对大亨们的影响。殖民地经济以原料出口和贸易为主,制造业因进口货免税而无人问津,制造业风险高、难度大,华人企业家因此偏向贸易。
本节论述了二战前东南亚的经济结构及其对大亨们的影响。殖民地经济以原料出口和贸易为主,制造业因进口货免税而无人问津,制造业风险高、难度大,华人企业家因此偏向贸易。新加坡贸易额从1871—1873年年均6700万新加坡元增至1900—1902年年均4.31亿新加坡元,但没有工业腾飞;泰国百年间人均收入几无增长,经济变化多是对世界市场的被动反应。大亨们只是这个规则不由他们制定的游戏中的旅伴,个人获利丰厚,整体收入却远不及欧洲大公司。20世纪初,新技术要求更大资本投入,蒸汽挖掘机和露天矿枯竭使陆佑等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华裔矿业集团失去优势;欧洲公司趁机控制了伐木、冶炼、轮船等行业,华商仅保住设备便宜的稻米加工。汇丰、渣打等殖民银行只资助贸易且有种族限制,华资银行又受无中央银行和联合汇率制的制约,多数在30年代倒闭。同时,包税权和“头目”制度被废除,大亨失去传统特权。少数自主经营者如胡文虎(老虎牌万金油、报业)和陈嘉庚(自办橡胶厂产轮胎鞋具)试图转型,陈嘉庚因无关税保护在萧条中破产。1932年泰国军事政变后,“泰国经济为泰国人”的民族主义兴起,限制移民并国有化盐、烟草、大米等行业,但据末广昭调查,国有公司多由人民党成员与华人商业大亨家族合作经营,华人领袖以管理技巧和资本换取政治庇护,民族主义只是重新调整了精英交易,未改变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