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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 第十节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第十节

二战和随后的朝鲜战争,为亚洲新一代商业大亨提供了原始积累的机会,主要途径是走私、投机和战后重建合同,这些活动集中在香港、新加坡和澳门。

二战和随后的朝鲜战争,为亚洲新一代商业大亨提供了原始积累的机会,主要途径是走私、投机和战后重建合同,这些活动集中在香港、新加坡和澳门。

日本1941年入侵东南亚,打破了殖民者的控制,也给了敢于冒险的商人空间。澳门赌业大亨何鸿燊是典型例子:他战时在澳门为日本人做事,靠给日本秘密警察头目择拓上校当英语老师获得庇护,开办煤油厂并从事走私,积累了大量财富。战后,他继续利用朝鲜战争引发的对华贸易禁运,向中国内地走私物资。类似的走私活动也遍及香港和新加坡,涉及多个商业家族,如会德丰的张玉良、郭氏家族的郭芳枫等,他们通过走私橡胶、武器等牟利,但港英政府并未起诉他们。

除走私外,战后拍卖也是致富捷径。香港的霍英东靠拍卖廉价物资起家,马来西亚的林梧桐则通过操纵拍卖竞标赚取第一桶金。此外,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精英通过囤积日占时期的“迫签纸币”,在战后汇丰银行足额回购时大赚一笔。

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的经济格局。欧美商人被驱逐或离开,为华商取代其地位创造了机会。例如在泰国,战后新办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多由华商经营,尽管名义上由泰国高官担任董事长。末广昭指出,欧洲人回来后发现主要产业已被华人和印度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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