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要义》第三节

本节讨论从可观测量推断不可观测量的方法及其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延伸。

本节讨论从可观测量推断不可观测量的方法及其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延伸。贝克尔和斯蒂格勒1977年的文章奠定基础：经济学家应假设偏好稳定，用约束变动解释行为，并以“家庭生产函数”解释偏好差异。但该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如人力资本存量、影子价格）同样不可观测。张五常的方法论可将此思路推广到制度变迁解释，例如中国1949年后国有部门“工资的实物化”现象，可预测更接近配给关键环节、更擅长人际投资、更适应政治变动者更易积累财富。

布坎南指出经济学家的长处在于识别进入效用函数的变量与成本，萨缪尔森则因预测屡屡失准而受张五常批评。随着观测技术进步，脑科学、实验和仿真数据使行为经济学家能直接观测心理活动、神经元网络及群体活动，从而解释偏好差异，回应“摩尔—艾智仁”问题；其中脑科学已成主流。行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其方法与新古典一致，仍是从可观测量推断不可观测量。

作者进而讨论模型与现象的关系：现象不能解释自身，需借助具有一般性的假说，好理论应满足简单性、统一性、可证伪性三项条件。他将张五常的需求定律改称“需求定理”，并重新表述为更普遍的假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该方案的代价成反比。行为经济学尚缺核心假说，教材多为针对新古典假设的反例和过于特殊的假说。萨勒提出行为经济学四项基本假设：有限理性、有限自私、有限意志力、有限资源，新古典的完备理性、无限自私、无限意志力等可视为其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