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后果》第十节

本节论述现代性制度的两大支柱——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以及全球化。

本节论述现代性制度的两大支柱——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以及全球化。作者赞同马克思的诊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依靠竞争与商品化，具有内在的扩张动力，其"扩大再生产"本性使经济永不安宁，并为工业主义提供了原动力。劳动力的商品化是二者的关键连接点，它使抽象劳动进入生产设计。抽象劳动还改变了阶级统治：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只雇佣劳动力，不再奴役整个人身，因而暴力被"逐出"契约，转由国家垄断，阶级关系内化于生产过程。

另一支柱是民族国家，它不能由资本主义解释，而是由后封建秩序经突发事件铸成。民族国家集中行政权力、动员资源的能力远超传统国家，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结合，使西方扩张显得不可抗拒。这些制度背后是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时空伸延、脱域机制与反思特性，它们是历史变革的条件，本身又受制度制约。

随后作者转向全球化，指出社会学不应过度依赖以疆域为界的"社会"概念，而应关注时空伸延。全球化即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把遥远地域连接起来，此地事件可由异地引起，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过程，本地变迁可能与全球趋势相反，如新加坡的繁荣可能与匹兹堡社区的贫困相关。全球化既削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增强地方民族主义，使民族国家"对大问题太小，对小问题太大"。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主要有两类文献。国际关系研究把民族国家视为主体行为者，描述主权国家从独立实体走向相互依赖与政府间组织的过程。作者指出其局限：只涉及国家间合作这一个方面，且难以处理跨越国界而非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的主权是在与民族国家体系的碰撞中产生的，源于对别国自主权的承认，因此过去两个世纪并非主权渐失的时代，全球化具有辩证性，一些国家主权减弱的同时另一些在增强。另一类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避开"社会"概念，改用全球化关系，区分了以帝国为中心的早期世界经济与现代世界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十六至十七世纪，靠商业与工业而非政治中心整合，分为核心、半边缘、边缘三部分，其定位随时间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