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应走的路》第六节

作者入校第一周即被派往农场实习，因毫无经验，教授从洗马、套车教起，随后做选种工作，手上起泡仍坚持，一年下来成绩均在八十五分以上。

作者入校第一周即被派往农场实习，因毫无经验，教授从洗马、套车教起，随后做选种工作，手上起泡仍坚持，一年下来成绩均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选修种果学，下午实习要按手册为三十个苹果逐一测定学名，两小时只做完一半且多有差错，而美国同学早已完成，他由此认定这类科学农学于中国无用，决定改行，时值民国元年。

转系标准何在？社会三百六十行行行需要，故社会需求并非决定因素，应依个人“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他据此转入文学院，虽须赔偿康奈尔大学前两年学费，经四位朋友帮助由八十元减至三十五元得以成行。此后在哥大仍以哲学为主、政治理论与英国文学为辅，后在北大历任五个系的主任。他劝台大学生勿把入学所填志愿当作最终决定，第一二年应多摸索，遇好教授可能改变志趣；并举伽利略为例——其父命其学医，他却因偶然旁听几何课而改学数学，终成近代科学开山大师。选科即择业，应只随自己的兴趣，不受家人左右，如此对国家的贡献或更大。

最后他批驳“西洋文明唯物、东方文明精神”之说，提出三个基本观念：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任何文明都兼有物质与精神两个因子，瓦盆与蒸汽炉、舢板与汽船只有精粗之别，无根本不同。“物质文明”不含贬义，无需讨论。真正要讨论的是“唯物的文明”以及西洋现代文明是否如此。他认为精神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增进物质享受是为解放人的精力以满足精神要求；东方所谓“乐天安命”之说如狐狸吃不到葡萄便称其酸，由自欺流于自残，轻蔑人的基本欲望，终将养成懒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