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第十五节

《毛诗》的独尊地位到宋朝开始动摇。王安石以《三经新义》借经发挥政治理想，开新风气；此后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程大昌等相继批评或抛开《毛诗序》，另作新解。

《毛诗》的独尊地位到宋朝开始动摇。王安石以《三经新义》借经发挥政治理想，开新风气；此后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程大昌等相继批评或抛开《毛诗序》，另作新解。其中朱熹的《诗集传》影响最大，既因他弃《毛序》而自作新序、宣扬理学，合乎统治者需要，也因他释词简明，便于研习，故宋元明三代多以其为宗。清代转向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以《毛序》为准绳，代表作有陈启源、陈奂、马瑞辰三家之书；同时崔述、姚际恒、方玉润等则能突破旧说，提出较科学的看法。综观自汉至清，《诗经》学大体经历今文三家诗、古文《毛诗》、宋学、汉学四个阶段，各派虽争讼激烈，却都以宣扬封建礼教为归。五四以后，《诗》被剥去经书光环，进入新的研究时代。

《毛诗序》分《大序》《小序》，作者难定，十六种说法中以东汉卫宏所作较合理。《毛序》是先秦至汉儒家诗论的总结，用“诗教”观念附会诗意，使诗成为礼教工具。如《关雎》本为男子相思之作，却被说成颂扬后妃之德；《卷耳》《螽斯》《芣苢》等同样被曲解为太姒德行的体现。另一倾向是“以史证诗”，机械地把诗与史书故事牵合，如《郑风·褰裳》本是情歌，却被附会为国人思大国平定郑忽、突争国之乱。《大序》提出“变风”“变雅”，指出政治盛衰决定诗歌美刺内容，这一理论本身正确且影响深远；但《毛序》和郑玄将其当作死框框硬套，把《召南》诸诗都归为文王之化，又把《鱼藻》《楚茨》等颂美或祭祀诗硬说成刺幽王，往往指鹿为马。

尽管《毛序》说诗多有附会，但它作为先秦至汉诗歌理论的总结，仍有重要价值：一是继承“诗言志”并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阐明诗的抒情特点与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二是提出美刺原则，揭示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三是总结古代诗歌体制与手法，提出“六义”，尤对比兴的阐发，经陈子昂、李白、白居易等发展，成为进步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准则。这些成就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