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调》第三十六节

李犹龙在王铁彬带领下到天通庵路摄影棚，临时客串电影《再相逢》并获酬金，因喜欢与文化人相处，逐渐成为该公司的特邀演员，常与孙景璐等名演员同台，自认越来越有上海腔调。

李犹龙在王铁彬带领下到天通庵路摄影棚，临时客串电影《再相逢》并获酬金，因喜欢与文化人相处，逐渐成为该公司的特邀演员，常与孙景璐等名演员同台，自认越来越有上海腔调。有人劝他别再住中学宿舍，他便托人租房，搬进山阴路南面弄堂的石库门。山阴路、多伦路、四川北路一带曾是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等文化名人活跃之地，李犹龙出入其间常与心仪名人邂逅，受海派格调熏陶。他在四川北路横浜桥边一家小文艺出版社谋得美术编务一职，解放后调入《文艺新地》（《上海文学》前身）任编辑。1953年初春下乡劳动，乡情触发，他当夜在油灯下为川东民歌小调填词，一气呵成《太阳出来喜洋洋》，署笔名“金鼓”。此歌传遍全国，“金鼓”之名远扬而李犹龙本名渐被淡忘。后周恩来总理到沪，兰心大戏院文艺晚会首演即由歌唱家蔡绍序演唱该曲。结尾写年近九旬的金鼓常在山阴路、多伦路散步，对路过的外地人、新上海人点头致意，回望他们背影时仿佛看见当年的李犹龙。作者由此议论：外地人、外国人到陌生地须入乡随俗，接近当地上层人士以习得主流格调；上海上流人士的标志是品位、知识、气质等文化教养而非财产地位，他们尊重他人、宽容而不让人难堪；上海海纳百川，排斥的只是粗俗无教养的做派。

接着论述“阿拉上海人”的复杂构成：老上海人（解放前及户籍制度严格期持本市户籍者）多自信守旧排外；新上海人（八十年代以来因人才引进、投资、购房取得户籍者）竞争压力大，急于积累物质精神资本，易成工作狂；新“老上海人”（老上海人后代、80后90后）继承父辈精明却焦虑浮躁，靠高考、做官、经商、出国或婚姻改变命运，条件差者以青春换留学资金；新“新上海人”（新上海人后代的富二代官二代）缺乏海派基因与坚韧，挥金如土做绅士梦；老“新上海人”是竞争落伍者，卖掉产业只剩户籍，靠买彩票碰运气；老“老上海人”沉溺怀旧，模仿三十年代做派，与时代脱节。各类上海人相融互补，已跨过小康门槛，正梦圆中产。但作者指出：上海建筑比行人漂亮，街头少见国外大城市行人脸上热情自信的表情，多疲惫焦灼，原因是中产太少、缺乏上流格调。呼吁上海人拓展小聪明为大智慧，放缓赚钱节奏，讲究气度涵养诚信典雅，方能散发魅力。末尾以“大世界”哈哈镜为喻，附一份自我测试评分标准，分上层、中上层、需修炼、亟待改善四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