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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 第四十八节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四十八节

唐末,诏书与表状笺启互为表里,文辞沟通能力价值凸显。僖宗避乱蜀中时,学士草拟和解诏书不合旨意,李端饮酒后一挥而就,深得赏识,由此升官。

唐末,诏书与表状笺启互为表里,文辞沟通能力价值凸显。僖宗避乱蜀中时,学士草拟和解诏书不合旨意,李端饮酒后一挥而就,深得赏识,由此升官。章表文字更直接影响政治利益:李袭吉替李克用撰《违离表》,措辞婉转典雅,获昭宗激赏;顾云为高骈起草奏章反驳僖宗,指斥皇帝,被认为给高骈日后与朝廷修复关系留下隐患。

清流文化还通过节度使府的举荐、公宴、酬唱在地方再现,甚至渗透到长期由武人掌控的河北藩镇。魏博罗绍威攻笔札、晓音律,招延文士、聚书万卷,酷爱罗隐诗作,自编集称《偷江东集》;易定王处直墓的图像系统也是这类价值观的体现。五代政权普遍优礼中朝旧臣与名家子弟,如后唐杨凝式、冯道,前蜀王仁裕,南汉倪曙、王定保、王翃,南唐沈颜、徐铉等,皆以文辞瞻博敏速见重,其仕进轨迹与晚唐清流相似。前蜀王建自述在神策军时亲见唐朝诸帝厚待翰林学士,故即位后倍加恩顾。李琪在落难时仍于树叶上拟诏以遣怀,后受朱温赏识入为翰林学士。黄滔凭文笔为王审知重用,其碑文所记无遮会座客几乎全是唐末文学官僚,他们沦为客卿,黄滔反成招徕盟主。作者指出,五代政权急需骈俪书檄人才,并非一般沟通需要,而是因为整个沟通网络都认可这一政治文化价值系统,视之为确立政权合法性和政治形象的关键。此外,唐末清流成员通过有目的的回忆性书写建构文化记忆,裴廷裕《东观奏记》、王定保《唐摭言》、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大量笔记的作者多具词臣身份,其对晚唐五代清流人物的评价与《旧五代史》一致,而与《新五代史》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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