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 第二节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二节
作者回顾了自己研究思路的转变:早年研究刘辟事件的文章口吻过于正面,后来新出土墓志促使他重写,文字转为呈现历史灰色的一面。
作者回顾了自己研究思路的转变:早年研究刘辟事件的文章口吻过于正面,后来新出土墓志促使他重写,文字转为呈现历史灰色的一面。他反思博士论文仍带有简单实证倾向,因而将自己定位为"后现代的经验主义历史学者",强调在考辨史实之外,还要反省唐代书写中的修辞意图与史学立场。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唐后期政治的关键在于"制度化的皇帝权威"与个人皇帝意志的区别:德宗、宪宗面对藩镇挑战,发现仅靠中央官僚系统已不够用,遂在8世纪最后二十年形成内廷与外朝平行运行的新秩序,内廷代表制度化的皇帝权威而非皇帝私人意志。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制度化的宦官权力,避免了权阉因个人宠信骤然掌权,使宦官机构更具正当性。
最后,他指出西方宋史界以宋代为出发点、把唐后期上层笼统称为"贵族"的分析是一种后见之明,忽视了中晚唐的丰富变化,清流群体正是被这一视角错过的现象;要理解它,必须把中晚唐政治文化精英的形成与当时特有的政治文化想象结合起来,而不能只靠社会史或传统政治史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