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 第九节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九节
李锜起事迅速失败:浙西属下各州纷纷对抗,湖州、常州刺史挫败其企图,宣歙观察使路应发兵救援,其牙军士气受挫。
李锜起事迅速失败:浙西属下各州纷纷对抗,湖州、常州刺史挫败其企图,宣歙观察使路应发兵救援,其牙军士气受挫。朝廷十月八日下诏削李官职,任命淮南节度王锷为招讨使,发诸道兵马进讨。李锜派张子良等三人领兵袭宣歙,三人却联合牙将裴行立于出发前倒戈,李锜次日即被擒获。其失败关键在于未能控制属下诸州,且牙军主力效忠于张子良而非李锜。
李锜被押至长安,宪宗面诘,李推称受张子良等人教唆,宪宗反问既为元帅何不先斩之,李无言以对。与刘辟一样,李锜试图以藩镇擅权的惯有模式开脱,但宪宗的应对表明这一借口已不成立。李锜被处死,平定浙西几乎未费一兵一金。宪宗处理西川与浙西两大危机,确立了评判藩镇忠诚的新标准:无条件接受朝廷指定的人选,这一规则维持到黄巢之乱前,成为元和中兴的首要贡献。刘辟、李锜因固守旧有模式而成为新规则的牺牲品。
当时舆论对刘、李的态度并不一致。李肇《国史补》载李锜临刑前自书治盐铁之功,死后京城大雾、宪宗疑其冤而赐黄衣收葬;柳宗元致书赵宗儒,盛赞曾深涉刘辟幕府的符载与房式,视批评者为小人,显示士大夫对“忠”的尺度并不统一。宪宗的成功在心理上压制了藩镇,元和二年后于頔、裴均等强藩节帅纷纷入朝,至元和四年朝廷对江淮、剑南及长江中游的控制稳固,并进而影响河北。这两次事件也造就了新中枢:李吉甫成为策划中心,杜黄裳外调河中,君臣合作直至元和九年;武元衡与李吉甫同时拜相,因对李锜主张强硬而受宪宗信赖。韩愈作于元和二年的《元和圣德诗》已欢呼“太平之期,适当今日”,宪宗中兴之主的名声在平定淮西、淄青之前便已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