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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 第三十四节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三十四节

本节讨论唐代中后期河北(尤其是幽州)与长安的文化关系,反驳陈寅恪以韩愈、李益、杜牧文字证明河北“胡化”、与中原文化对立的观点。

本节讨论唐代中后期河北(尤其是幽州)与长安的文化关系,反驳陈寅恪以韩愈、李益、杜牧文字证明河北“胡化”、与中原文化对立的观点。作者指出,这些材料反而说明自8世纪末起,朝廷主流文化已明显渗透河北,失意的中原文士愿意北上河朔寻求机会;柳宗元的序文也反映了河北重用文儒的转向。幽州节度使刘济好文学、对朝廷恭顺,故李益、王建等人入其幕府。

9世纪长安士大夫视河北为化外之地的印象,随清流政治文化的形成而强化。杜牧笔下卢霈的开化故事多属想象,其印象可能得自张弘靖出任幽州节度使引发兵乱的官方记载。作者认为该事件的解释带有“怪罪游戏”色彩,冲突实质是长安清流文化与幽州地方风习的碰撞,而非文武价值观的对立。

作者进一步以墓志材料证明幽燕文化积淀深厚:王时邕家族数代明经及第,他本人赴京应进士十五年不第,回乡后投身军门;王公淑出身三代武职家庭,本人却自幼从师治学;张建章好经史、聚书万卷,本欲走贡举之路后改仕幽州,所撰《渤海记》流传于世。这些个案显示当地官僚家族中文武界限模糊,文士向往科举,但因长安清流家族垄断进士科第、加上河北藩帅的阻挠(如刘钤被迫放弃应举),河北士子在唐末前始终难以在科举上突破,直至唐廷权威瓦解,长期储备的燕地文士才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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