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贰臣词人研究 · 第一节
《清初贰臣词人研究》第一节:天庆寺唱和
天庆寺唱和”指顺治二至三年间(1645—1646),龚鼎孳、曹溶、熊文举、李雯、朱徽五位词人在北京的系列酬唱。
天庆寺唱和”指顺治二至三年间(1645—1646),龚鼎孳、曹溶、熊文举、李雯、朱徽五位词人在北京的系列酬唱。五人多为复社成员,明亡前同朝为官、关系密切;入清后被迫出仕,内心充满易代之痛,唱和主题皆与抒发亡国之感相关。唱和从顺治二年春熊文举、龚鼎孳、曹溶互和《念奴娇》《石州慢》等词开始,三月十八日、四月八日两次在天庆寺社集,以送春为名悼亡国,参与者还写了《风流子》《踏莎行》等;此后又有朱徽寓所社集、七夕感悼等,另有若干无法系年但唱和痕迹明显的作品。
作者指出,这次唱和是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贰臣词唱和,也是清初较早的社集性质词唱和,在内容、手法、动机上均与明人有异,已显露词风嬗变的端倪。由于清初文网渐密,词人们形成了固定的隐语系统,主要有三类:一是以“送春”“感春”伤悼明朝,因崇祯自缢于暮春,春尽即象征明朝灭亡,如龚鼎孳《风流子·社集天庆寺送春》借青冢、马嵬、结绮、伊凉等典故影射明亡;二是以“红”“绿”对举喻明清易代,落花朱红暗合明朝国姓,绿阴谐音清国号,五首送春词无一例外反复使用;三是其他隐语,如以东风、绿水影射满清,子规、杜鹃喻崇祯去国,李雯《风流子》借女子不忘旧好表达被迫仕清却不忘明的心迹。
最后,作者分析了唱和对词风嬗变的影响。贰臣在明季追和《草堂诗余》,词风柔靡;易代后集体转向模仿辛弃疾《摸鱼儿》,因该词借伤春写忧国、外柔内刚,正合贰臣心境与审美习惯,龚鼎孳《百字令·和雪堂先生感春》在意象与意境上几乎全方位再现了《摸鱼儿》。到顺治末康熙初,他们进一步追和辛弃疾豪放之作,词风趋于豪雄。《摸鱼儿》在这一由婉约到豪放的嬗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