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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 · 第二十六节

《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二十六节

本节梳理了20世纪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其困境。马志尼与赫尔德的自然规划和文化共同体主张,虽在20世纪引发悲剧性后果,但本身并非政治纲领。

本节梳理了20世纪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其困境。马志尼与赫尔德的自然规划和文化共同体主张,虽在20世纪引发悲剧性后果,但本身并非政治纲领。一战后,欧洲版图重划需要客观的民族界定,意大利建国排除讲意大利语地区催生了领土收复主义。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以公民投票为形式,但因无法确定“人民”是谁而陷入荒谬,自由派试图以公民资格界定民族、保护少数民族的努力也因列强双重标准和纳粹利用少数民族问题而失败,至1945年少数民族保护几乎从国际基本观念中消失。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接过争论,试图解释民族主义的起源,形成两大阵营:一方认为源于前政治的族群情感复兴(如康纳、史密斯),另一方视其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如凯杜里、盖尔纳、安德森)。

自由主义的失败为寻找“真正”民族的理论让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系统的族群式民族观念。斯大林为平衡苏维埃国家完整性与文化行政正当性,提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备共同语言、领土、经济生活与心理结构的稳定共同体,但该定义在实践中成为剥夺自治权的外衣。法西斯主义则将民族视为有机整体,主张通过意志行动恢复民族伟大,1920年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纲领即宣称民族是超越个体、永垂不朽的生命有机体,其全球扩张是道德律令。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承继了浪漫主义反普世主义传统,聚焦于自身的优越性,二战失败后吸引力大减,但反殖民运动虽借鉴其领袖风格,却与法西斯的非理性主义无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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