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 · 第二节
《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二节
本节论述了20世纪政治思想与当下并非进步关系,而是充满动荡与危机。
本节论述了20世纪政治思想与当下并非进步关系,而是充满动荡与危机。前半叶西方国家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其背后是关于人性、权利与责任的新观念。作者指出,仅从经济或物质主义角度定义福利国家存在局限,它无法涵盖保障性与救济性福利的差别,也忽略了美、法、德等国的不同模式,更未能表达福利思想家追求的民主、平等、尊严等广泛政治理想。福利思想的成因极为复杂,涉及公民资格、现代化、社会正义等多重因素,难以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对立来概括,因此像缪尔达尔那样抱怨其缺乏明确意识形态是可以理解的。
追溯福利思想的源头需从19世纪末开始,其发展在世纪之交和世纪中叶取得突破。19世纪进步主义留下了两大遗产:社会成为主导角色,国家干预成为常规。这在各国催生了不同模式:英国的功利主义与社会进化论结合,法国发展社会连带观念,德国结合家长式国家与社会责任,瑞典强调民主与平等,美国则倾向分散的私人福利机制。
考察福利思想还需理解其复杂背景。首先是关于贫困的观念之争:传统的“救济资格”观念将贫困与道德缺陷挂钩,主张地方、自愿的救济;而布思和朗特里的社会调查则提出将贫困视为收入低于临界点的非判断性描述,以及基于非物质指标的观念。这些新观念虽反对传统看法,但其基础——自愿原则——虽能培育公民参与,却不足以整体解决贫困。其次是失业问题,它被归因于个人低效、产业缺陷或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工作在保守传统中是获得安全与尊严的途径,在社会主义传统中是人性的本质与权利,而进步派则将其视为道德活动与公民责任。马歇尔和托尼的理论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保障与充分就业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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