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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 · 第十四节

《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十四节

本节论述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分歧及后世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凯恩斯在1944年致哈耶克的信中肯定《通往奴役之路》在道德哲学上几乎全对,却不同意其实践结论:凯恩斯乐观地相信“丰裕”将至……

本节论述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分歧及后世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凯恩斯在1944年致哈耶克的信中肯定《通往奴役之路》在道德哲学上几乎全对,却不同意其实践结论:凯恩斯乐观地相信“丰裕”将至,也反对过分强调经济问题。两人在利润动机与风险承担上其实一致,分歧在于如何释放创业精神——面对不确定性与无知,凯恩斯主张即使被迫行动也要促使事情发生,认为不作为对自由威胁更大,危险与否取决于执行共同体的道德;哈耶克则主张静待秩序自发浮现。两人的世界观也不同:凯恩斯视资本主义为必要之恶,其动力是令人厌恶的金钱欲,待经济问题解决后人类将转向“生命艺术”;哈耶克则把资本主义看作中性的价格信息系统,无所谓好坏,并反感凯恩斯对规则的拒斥。凯恩斯不相信均衡会自动实现,主张不能以“最终都会变好”为由坐视苦难与革命风险;哈耶克则批评他受“政治必然性”腐蚀、思想随风而动。1970至80年代,货币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从实证政治经济学角度攻击凯恩斯:弗里德曼指其忽视货币供应、夸大财政政策,且轻视《通往奴役之路》对“最坏者当政”的警告;布坎南、瓦格纳、图洛克、尼斯卡宁等则质疑其对政客官僚一心为公的信念,认为决策只为政治与官僚利益。凯恩斯并未忽略私利,只是更看重观念对制度的塑造,其失误在于低估利益作用,并自负地相信能凭个人创造力改变人们思考经济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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