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六节
社会和制度实践会反过来塑造意识形态。1909年丘吉尔提出的劳工交换体制把安置工作与失业保险结合,形成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主张,但1930年代国家主导的保险政策转向后……
社会和制度实践会反过来塑造意识形态。1909年丘吉尔提出的劳工交换体制把安置工作与失业保险结合,形成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主张,但1930年代国家主导的保险政策转向后,它因缺乏灵活性而被弃用。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则反对福利的科学化、专门化和知识精英化,英国费边派社会主义者尤其突出:他们关注消除贫困、提高社会参与的具体政策而非宏大的美好生活蓝图,集中体现在西德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起草的《少数派报告》中。该报告把福利与身体康乐挂钩,主张支持育龄妇女、推广优生方法,以国家最低收入保障线事实上消灭贫困,废除《济贫法》、消除赤贫阶层的孤立与羞辱。韦布夫妇诉诸集体道德感,主张以全国统一标准制度化,比阿特丽斯·韦布反对国家强制失业保险,认为受益者不论行为如何都视之为应得;费边派的强制福利既约束提供者也约束接受者,这与只在风险分担上强制的新自由派相区别。福利科学化还受"国家效率"观念推动,劳合·乔治等新自由派也用商业语汇表述道德关怀,瑞典进步左派同样主张效率优先。但走向福利国家的取向与普遍、强制、国家统一资助的社会主义理想相悖,《少数派报告》也退而保留互助协会和工会来承办强制医疗保险。
欧陆社会主义者原则上反对资本主义下的改革,起初不接受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道路,但这一立场注定失败: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权利的承认使福利国家初见雏形,魏玛宪法规划了国家保险体系,德、法两国以调和阶级对抗为福利政策目标,到192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转而支持普遍的国家失业保险;德国福利实践结合了国家治理、地方自治、工会福利和民间组织。德国语境中"关怀"与"福利"两词含义交叠,"社会保障"到1950年代才取代旧称。争论背后是关于普适性的竞争:自由派倡导多元与多样,认为权利普适不等于千篇一律,但多数福利体制中强制仍占主导,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需国家强制才能全面覆盖,支付能力调查则体现选择性,最终个人和互助协会在意识形态角逐中被边缘化。法国以地方行政和市镇资金为基础,保守农业部门与落后工业延缓了福利国家建设,个人主义和慈善倚重使强制救助难以实施,自由传统长期反国家主义;但互助的重要性使社会保险沦为剩余范畴,1890年代首个强制济贫法被视为革命,1905年针对老弱病残的立法远早于社会保险的引入,仍遭保守派和自由派激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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