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六十四节
1950年代初,苏联的事件使梅洛-庞蒂与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决裂,转向纯哲学研究;萨特却向共产党靠拢,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论证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唯一合法代表,因为工人阶级已原子化……
1950年代初,苏联的事件使梅洛-庞蒂与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决裂,转向纯哲学研究;萨特却向共产党靠拢,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论证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唯一合法代表,因为工人阶级已原子化,无力自组织,而共产党顺应历史方向。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报告和对布达佩斯起义的镇压引发批评,此前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与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已从左右两翼批判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体系,反对“历史终结”观,主张实证评价革命、肯定代议民主,呼吁“非共产主义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其主张后来被勒福特、卡斯托利亚蒂斯等创办的托洛茨基派刊物《社会主义与野蛮》继承,他们批评无产阶级使命论,揭示苏维埃的官僚剥削与马克思主义的极权性。
这些批评促成法国“修正主义”思潮:《论点》《精神》等刊物聚集莫兰、巴特、戈德曼等,倡导不受共产党束缚的改良主义论辩。回应主要来自萨特和阿尔都塞。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批评马列主义是把握不了现实的“懒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辩证理性”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探索无产阶级如何不经政党政治而形成“融合的整体性”。但该书第二卷在他生前未出版,宣告其重建努力失败:布尔什维克革命蜕变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马克思主义沦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民族教条,普遍性崩解为西方的“抽象普遍性”与苏联的特殊教条。萨特建构“整体历史”的计划又遭反历史决定论运动的打击,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等以结构主义取代历史观念,认为整体历史是欧洲中心的神话;结构主义从索绪尔语言学扩展到人类学、心理分析、哲学、历史学,反对个人经验的可靠性,视工人与资本家的经验为虚假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解构成有力挑战。
全部 18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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