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三节
20世纪初,福利举措主要依托三类范畴。第一类是美德及其奖赏,认为社会政策是对个人有价值行为的回报,包括节俭以减轻社会负担、互助协会内部的风险分担……
20世纪初,福利举措主要依托三类范畴。第一类是美德及其奖赏,认为社会政策是对个人有价值行为的回报,包括节俭以减轻社会负担、互助协会内部的风险分担,以及到20世纪中叶成为福利核心的利他主义与社会责任,如蒂马斯所强调社会政策不能简化为收入转移,美德概念在私人化、社群化与国家化之间游移。第二类是风险,涉及对偶发情况的保障,养老金因老龄可预见而争议最少,疾病、事故、失业等不可预测的偶发情况则通过保险补偿,法国的社会保险将个人互惠转化为社群的集体责任,社会保障体现对成员的平等对待,中和了个人不幸,法国1898年《工伤保险法》确立职业风险补偿,这一转变减少了个人自治中自制与主观过错的成分,人性成为可塑特质,政治被理解为实现集体“好生活”的过程,国家功能从干预转为规范,社会保障以“平均术”应用于社会管理,形成所有人在保障者国家面前一视同仁的平等性,蒂马斯称补偿应给那些为他人发展付出代价的人,美国雇主则拒绝将工伤补偿视为社会保障。美德与个人责任在许多保障形式中仍起作用,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几乎完全选择保障,法国和英国试图在自由与保障间平衡,法国自由主义更偏市场导向,英国则面临道德无法强加于他人与抵制国家过多规范的困扰,社会保险倡导者诉诸社会性自利与集体美德的联合,将风险社会化,劳合·乔治提出“掏九便士买四便士的东西”,国家成为家庭和公民社会的伙伴。第三类范畴是需要,将需要视为人类基本社会属性,早期“需要-贫困”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常要求,20世纪早期从个人或国家效率角度重新解释需要,朗特里考察实现身心效能所需的最低保障,其分类构成《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福利理论认为再分配是对反人道社会-经济差异的伦理回击,社会改革家将其视为社会保险、救济、累进税等政策的基本原理,福利国家理论的发展在于将最低原则转化为最优原则。
全部 185 章
后面还有 142 章,完整列表见作品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