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心理学》第八章：神圣秩序和“百忧解上帝”

本章批判了当前心理学界将宗教视为促进健康的工具这一倾向。

本章批判了当前心理学界将宗教视为促进健康的工具这一倾向。作者首先列举多项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者在抑郁、酗酒、自杀率等指标上表现更好，且含宗教内容的疗法对抑郁有显著疗效。但作者指出，这类研究中的"宗教"是被世俗学术重新定义的抽象概念：它忽略信仰对象的具体性，只强调"相信"这一行为本身，把上帝简化为满足个人健康需求的工具，即"百忧解上帝"。这种定义由世俗科研人员而非信仰群体给出，将宗教私人化、商品化，背离了各信仰传统的历史性与群体性。作者认为宗教本质上是特定文化群体的公共生活，不应被剥离其社群语境，治疗师应尊重来访者自身的信仰传统，而非工具化地使用宗教。

随后，作者借格里菲斯夫妇治疗印度裔来访者黛薇的案例，说明治疗师通过允许她与母亲用母语交谈、为她们留出祈祷空间，帮助黛薇下决心离开家暴丈夫，展示了尊重来访者宗教与文化整体性的效果。

最后，作者引介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的文化批判。瑞夫区分三种文化：原始多神文化、以神的诫命为核心的神圣文化、以及否认神圣的现代虚构文化。他认为现代心理治疗充当了从神圣文化向虚构文化过渡的中介，将罪疚重新解释为压抑、把疏离视为症状，客观上参与了对神圣秩序的解构。作者基本认同瑞夫对神圣文化衰落的忧虑，但指出其论述过于两极化、宿命而悲观，忽视了世俗文化中仍存在的善。作者总结：若治疗师不能警觉自己对第三种文化的共谋，所剩下的便只有服务于自我偶像崇拜的"百忧解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