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心理学》第二章：康斯坦丁、美国帝权与“洋基进行曲”

本章从公元312年罗马君主康斯坦丁借助十字架发动战争说起，指出以宗教之名强制统一、征服扩张的“康斯坦丁主义”即帝权思维的源头。

本章从公元312年罗马君主康斯坦丁借助十字架发动战争说起，指出以宗教之名强制统一、征服扩张的“康斯坦丁主义”即帝权思维的源头。作者引用麦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观点，说明帝权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它没有领土中心，是一种无边界、覆盖全球的统治形式。美国虽无意殖民，却以宪法中的民主自由原则为普世价值向外推广，形成“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其普世性假设与地方传统的冲突由此产生。

作者接着论述心理学与美国帝权的共谋。菲利普·库什曼指出美国心理学在二战后随消费经济兴起，既制造病症又承诺治疗，成为文化偶像。心理学与军方长期合作：一战开发智力测验，二战大量心理学家入伍，冷战期间国防部资助研究以分析他国政治文化，进而催生了卡麦洛特项目——一项预测并影响第三世界革命的计划，后因资金来源曝光成为国际丑闻，但类似项目仍在多国秘密进行。危地马拉的瓦妮塔讲述了丈夫被军方折磨杀害、自己陷入长期悲痛的经历，她的国家正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在关塔那摩，心理学家参与审讯、监控囚犯，萨米·阿勒-哈吉等囚犯遭受酷刑。美国心理协会一度允许心理学家参加审讯，后在争议与公函压力下，最终投票禁止心理学家在违反国际法或宪法的情境中工作。

作者还讨论了美国心理学出口对本土文化的冲击：葛根等人指出心理学的普遍理论边缘化了文化变量，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心理学家多在模仿西方模式，本土传统被弃置。作者认为巴别塔的多元语言是上帝的恩赐而非惩罚，保罗在《罗马书》中以耶稣之名挑战凯撒的帝权，宣告另一种正义与和平。基于此，作者建议基督徒心理师确立教会身份，在临床实践中服务被帝权压迫的弱势者，以基督的和解与医治回应苦难，这构成其所倡导的《和平心理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