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在巴蜀》第三十节

本节讨论刘备伐吴的决策依据与政治定位。作者认为，赵云反对伐吴的言论疑为事后修饰，因《三国志》《华阳国志》均未记载；且伐魏伐吴只是大恶小恶之别，并非背道而驰。

本节讨论刘备伐吴的决策依据与政治定位。作者认为，赵云反对伐吴的言论疑为事后修饰，因《三国志》《华阳国志》均未记载；且伐魏伐吴只是大恶小恶之别，并非背道而驰。真正削弱刘备道义力量的，是他先称帝再征伐：称帝晚了使伐吴理由不足，谎称汉献帝已死又失中原人心，出兵愈迟孙权在荆州愈稳。就实力而言，蜀汉失荆州后无力伐魏，伐吴更有胜算，故选择伐吴顺理成章。诸葛亮虽不倾向东征，却未全力反对，也未必料到会败。作者指出，刘备伐吴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定位：仅将其定为报关羽之仇的复仇之战，未把孙权称藩助曹定性为“助贼为虐”，因而未能占据“讨贼”的政治制高点，使战略水平从一开始便低下。文中还分析了孙权求和的时机与条件——求和发生在刘备兵至白帝、孙权已正式降曹之后，且以承认荆州现状为前提，毫无让步，诸葛瑾来信只以关羽与汉献帝、荆州与天下作比较劝刘备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