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在巴蜀》第二十九节

费诗、刘巴、雍茂等人批评刘备把称帝置于讨贼之上。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曹丕代汉，正是刘备北伐的良机，但他未出一兵一卒声讨，反而急于称帝。

费诗、刘巴、雍茂等人批评刘备把称帝置于讨贼之上。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曹丕代汉，正是刘备北伐的良机，但他未出一兵一卒声讨，反而急于称帝。费诗因此被贬，雍茂被杀，巴蜀再无人敢谏。

习凿齿主张速立君主以系众心，裴松之推许此论。但作者认为该论适用于司马睿继晋，却不切合刘备。司马睿所处西晋已亡于匈奴，速立嗣君能聚拢人心，北方刘琨、张轨、慕容部皆奉其正朔，中州士族南渡构成东晋政治力量，流民帅构成军事力量，东晋因此保住江南。益州反例则显示，洛阳陷落后范长生才出山承认李氏，李氏遂割据。

刘秀称帝的关键不是更始帝尚存，而是王莽已败。王莽败亡使汉室天命的前提具备，刘秀有昆阳之功，又见于谶纬，称帝即成为汉室真正代表。若王莽未败而先称帝，则难免"示天下私"。

曹丕以禅让代汉，已向天下演示天命去于汉。刘备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称帝，而是称帝与讨贼孰先。唯有讨贼才能宣明曹氏为篡、天命未移，称帝才具合法性。武王伐纣是灭纣后才受命，刘邦也是伐秦诛项后由诸侯推戴称帝，且其称帝确立了诸王与天下秩序的合法性。刘备称帝后始终未讨贼，其帝业仍处未完成状态，合法性基础并不厚实，唯有积极北伐才能回应巴蜀士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