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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哈佛大学研究了75年的幸福课 · 第十六节

《那些比拼命努力更重要的事:哈佛大学研究了75年的幸福课》第十六节

2005年,罗伯特·瓦尔丁格接任研究所主任,再次访谈受研究对象夫妇并采集DNA、脑影像等样本。

2005年,罗伯特·瓦尔丁格接任研究所主任,再次访谈受研究对象夫妇并采集DNA、脑影像等样本。任职期间,研究经费来源几经变更,研究重点也从酗酒转向衰老。1970年代发表的关于医生受研究对象滥用情绪调节药品的论文引发关注,十年后回访发现这批医生用药情况反而加重,证实了研究的前瞻性影响及受研究对象回答的诚实性。申请衰老研究经费时,作者最初将衰老视为衰退过程而遭拒,后在詹姆斯·比伦指导下改为积极视角并获资助,最终出版《康乐晚年》。

参与研究对受研究对象多无明显负面影响,反而带来归属感与自我认知的提升。对作者而言,研究最大的教训来自受研究对象阿特·米勒:他战后突然隐居澳大利亚,二十年间失联,作者曾怀疑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直到2009年重读档案,作者才从1950年的医疗记录中发现,米勒在二战中经历了惨烈战斗并出现严重的精神崩溃症状——这印证了过早下结论的危险,唯有长期视角才能避免草率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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