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称观点:道德、尊重与责任》第三章:第二人称立场与第二人称理由
本章界定本书关注的核心对象:第二人称理由的传达,即排除恐吓、引诱等非理性影响的纯粹理由给予,且理由本身必须是第二人称的。
本章界定本书关注的核心对象:第二人称理由的传达,即排除恐吓、引诱等非理性影响的纯粹理由给予,且理由本身必须是第二人称的。作者以马丁·布伯的“我和你”与“我和它”之分为线索,指出单纯的相互意识(如拳击手互相对视)并非第二人称;蔑视即便被交流,也不包含要求答复的主张。真正的第二人称传达预设了向对方意志或行为提主张的权威,如阿里逼问帕特森“我叫什么名字”、韦克菲尔德牧师的女儿们以脸色指控冒昧者、学生在办公室门口询问老师是否有空,都预设了双方可相互认可的规范地位;这与对待宠物猫不同,后者不被施加主张、不被认定负责。
由此引出移情的中心地位:第二人称参与要求双方相互意识到彼此的第二人称联系,能够想象进入对方视角,把对方的回应看作理性的。作者区分“移情”(想象投射、模拟)与“同情”,并援引特维尔斯基的实验、阿尔文·戈德曼的模拟论及亚当·斯密的论述,说明把握他人感受须靠设想自己处于同样情形。斯密还认为,动物只能摇尾乞怜博取同情,而人类的自由交换包含对等承认与相互尊重,交换双方须假定对方诚信交易、可自由拒绝,这同样依赖移情。
随后作者依W.D.福尔克“驱使/指导”之分,说明第二人称传达是通过自由选择来指导,而非强制。威胁之所以属驱使,在于它以第二人称方式创造理由却缺乏规范性支持,只有当威胁者确有惩罚权威时才构成指导。最后借奥斯丁的语言行为分析(言内、言外、言后行为及恰当条件)指出,提出第二人称理由预设双方接受相关规范;佩蒂特和史密斯的“对话立场”说明理论理由给予最终依赖对方的认知权威,而第二人称实践理由自始是关系性的,源于对等承认的规范关系,不能从不含第二人称权威的前提推出。承认第二人称理由即认可对方权威,因此尊重总在场;对尊严的侵犯会引发谴责、怨恨等反应态度,这些态度本身又以第二人称方式寻求重建对等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