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对,国学绕不开的殿堂级著作》第六百一十七节
本节分四段论述。第一段批评唐德宗诏令厚葬代宗,而令狐峘只强调遵从遗诏薄葬,作者认为为人子者在亲人生前应事事顺从,死后却只挑薄葬一条来执行,是自欺欺人。
本节分四段论述。
第一段批评唐德宗诏令厚葬代宗,而令狐峘只强调遵从遗诏薄葬,作者认为为人子者在亲人生前应事事顺从,死后却只挑薄葬一条来执行,是自欺欺人。
第二段论政贵在简,但简必须先详。立法之初应把各种情况考虑周全再定为简明划一之制;若日后法弊,只图一时便利而草草简化,反而走向苛刻。作者以杨炎两税法为例:唐初租庸调本已量入为出、足供国用,天宝乱后因事横征,杨炎把这些临时加派并入正税成为定制,一时官民两便,却使后人只知两税为正供,遇事又另起横征,贻害无穷。宋代在庸外加役,明代朱英创一条鞭法把杂徭编入正供,地方经费不足又另取于民,都是杨炎的翻版。作者说明真正的简政在于明君哲相总揽国用、统收统支,而非苟且立制。
第三段反驳以理财为小人之事的论调,为刘晏辩护。作者认为聚财之臣若不殃民而能应变济国,反而是功臣。刘晏在兵兴之日通过调节粮价、榷盐、漕运获利,取的是奸商豪民和墨吏之利,不加租庸而军食充足,且任用文士理财,使民安于附籍,户口因而增加;他死后括富商、增税等重剥之政才兴起,可见刘晏是君子用心。
第四段论盐法。作者指出官卖盐若设限地界、抑配增价,会逼民私贩而生乱,于国无利。刘晏的办法是省官减掣查,把盐收积后卖给商人,任其自由运销、随地流通,官只核算灶户成本与总利,私贩之刑自然不用,争盗不起。作者以此说明持大纲、疏节目才是为政上术。
第五段评唐德宗不许李惟岳嗣位引发的叛乱。作者认为田承嗣等本是降将,地盘由仆固怀恩擅授,李惟岳暗弱且部下离心,德宗拒绝其嗣位是正当的,一年内惟岳被杀、成德已平,乱事并非由“不许”所致;杀刘晏也并非群叛的真正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宗多疑:天下本多忠于唐室之人,他却视四方皆敌,抽调禁军东征,终致播迁梁州。河北之乱是代宗以来积弊的结果,若能守顺逆之经、静待其变,本可消弭,德宗却惊惶改图,自贻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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