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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 第一节

《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第一节:美国的国际贸易制度攻势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传统制造业衰落,服务业、金融业和知识产权成为其核心利益,而WTO主要解决制造业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美国认为既有贸易体系已不适应新时代……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传统制造业衰落,服务业、金融业和知识产权成为其核心利益,而WTO主要解决制造业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美国认为既有贸易体系已不适应新时代,遂改变战略,转向推动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FTA)。

二战后美国是多边贸易体系的缔造者,领导建立《哈瓦那宪章》(未获国会批准)并促成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随后领导八轮多边谈判,1995年WTO成立。但70年代起美国对多边谈判的控制力下降,乌拉圭回合因欧共体专注内部一体化而进展迟缓,美国遂尝试区域谈判:1985年与以色列签署首个FTA(出于战略考虑,经济收益有限);乌拉圭回合中期受挫后,1987年与加拿大签约,1989年建成自贸区,1993年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关税减让、服务、投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劳工环保等方面制定规则,并将部分议题引入乌拉圭回合,其服务贸易条款成为《服务贸易总协定》范本。美国还推动APEC升级为首脑峰会并设定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与NAFTA一起施压欧洲重返多边谈判。1993年底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建立WTO并强化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时期美国的FTA主要是为刺激欧日回到谈判桌、增加谈判筹码的战术手段,克林顿政府实行以多边为核心、地区、双边、单边为辅的多轨政策,完成第一次战略转型。

21世纪初,WTO谈判放缓,全球FTA大量涌现而美国仅签4个,加上"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加速推进FTA:完成约旦、新加坡、智利等谈判,与拉美、亚太、中东近20国发起谈判,8个任内生效,形成以NAFTA为中心、覆盖三大区域的网络。美国侧重选择中小国家、提供多数公共产品,其私人目的在于安全战略:以FTA推动中东民主化以根除恐怖主义,缔结"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奖励支持反恐的澳大利亚、新加坡,与韩国签约以强化安全同盟、遏制朝鲜,拖延与智利、新西兰的签约作为惩罚。此为第二次转型。但美国仍认为只有WTO谈判才能给优势产业最大市场准入,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却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等领域分歧严重而长期停滞,2013年仅达成有限的"巴厘岛一揽子协定"。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推出出口倍增计划,一方面冷落WTO,转向"3T"战略:主导TPP谈判(2009年加入,12国2016年签署,涵盖全面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国企规则、金融、劳工、环境等高标准条款,未邀请中国);启动TTIP谈判(2013年,聚焦非关税壁垒与规则整合,预计为美欧带来显著GDP增长);联合22个成员在WTO外秘密推进TiSA服务贸易谈判(覆盖数据跨境流动、自然人流动等,同样将中国排除在外)。此为第三次转型。美国的私人目的是建立超越WTO的"第二代"规则并保持主导权,应对中国2013年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带来的冲击:TPP用于重返亚太、防止排除美国的东亚自贸区形成;TTIP使美欧率先制定全球规则;TiSA掌握服务贸易规则。三大谈判均排斥中国,对其规则制定权构成挤压,并通过贸易转移、规则壁垒和政治软包围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迫使新兴国家接受既定标准,重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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