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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 第一节

《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第一节:中国的国际金融制度抱负

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长期是既有体系的融入者,但随着国力上升,旧制度已难匹配其利益与权力需求,于是从2009年起转向“改制”与“建制”并举。

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长期是既有体系的融入者,但随着国力上升,旧制度已难匹配其利益与权力需求,于是从2009年起转向“改制”与“建制”并举。

“改制”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促成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核心平台,中国借此获得更大发言权,并于2016年主办杭州峰会;中国还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权改革,2010年决议使中国份额升至6.390%、投票权升至6.068%,跃居第三大股东,同时向这些机构输送了朱民、杨少林等高级职员。在特别提款权改革上,2009年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倡议建立与主权脱钩的储备货币,中国力推SDR扩容和货币篮子扩容,2015年12月IMF执董会通过将人民币纳入SDR,2016年10月生效,人民币以10.92%的权重成为第五种官方储备货币。

“建制”方面,中国绕开美国另辟区域平台:金砖机制自2009年成立后持续呼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并推进本币结算,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同时设立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安排;东亚“10+3”框架下,中国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2010年成立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库(2012年扩至2400亿美元),AMRO也于2016年升级为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方面,中国推动货币互换、区域结算体系,并倡议成立上合开发银行(因俄罗斯不赞成而搁置)。2013年10月发起的亚投行最为突出,经三阶段外交,2015年6月57国签署协定,2016年1月16日正式开业,中国持股30.34%、投票权26.06%,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主导权。这四大平台对美国主导的既有金融体系构成改革压力,中国也由旁观者转变为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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