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第三节:作为私人工具的国际制度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利益与权力分配的非中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导国可将其"私有化",即把本应服务全人类的公共物品变成谋取本国私利的工具。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利益与权力分配的非中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导国可将其"私有化",即把本应服务全人类的公共物品变成谋取本国私利的工具。领导国借助控制和塑造制度,可实现增强谈判能力、强化联盟、提升威望、排斥对手、施加惩罚等私人战略目标,由此获得"制度性权力"乃至"制度霸权"。领导国的主导地位体现在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正式地位包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占据多数投票份额,享有最高人事任命权与否决权等特权(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决策中拥有唯一否决权);非正式影响则包括价值观渗透、幕后政治动员和议程设置。制度背后仍是权力,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并不自动带来国家间和谐。
领导国通过国际制度实现私人目标的途径有四。其一是增强对外谈判能力。制度成员可借助集体力量提高对制度外国家的谈判地位,如美国在多哈回合受挫后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区域贸易安排为筹码与中国等国谈判;欧盟以欧元抗衡美元,东盟以整体身份与中国、日本谈判自由贸易区并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同时,制度带来的公共福利对制度外国家形成压力,促使它们谋求加入,如七国集团被视为民主大国俱乐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西方施压中国金融改革的工具、中韩自贸区迫使日本转向积极谈判。
其二是实施强制行为,分为制度内与制度外强制。领导国可通过控制公共物品供给迫使成员国改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常被美国附加条件,中国也曾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捍卫台湾问题立场;可通过制定并监督执行国际法律规范施压,如美国在自贸协定中嵌入环境与劳工标准;可通过驱逐成员国实施惩罚,如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暂停俄罗斯的八国集团资格;也可通过吸纳非成员国给予奖励,如伊朗弃核后其银行获准加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多边框架下的强制比单边更有效,斯蒂芬·克拉斯纳因此认为国际制度本身即是权力来源。
其三是合法占据公共资源。强国在传统社会以强权占据公共资源缺乏合法性,现代国际制度则为其提供了合法化手段。即便规则看似中立,也更有利于强者发挥能力,如《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更利于航海与沿海大国,美国积极推动互联网国际规范以保护其信息利益。此外,各国使用制度的频率不同,美国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最多的成员,充分消费了制度资源。
其四是提升国际威望。国际威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可在不使用强制力的情况下通过示范与劝服实现战略目标,吉尔平称之为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领导国创建并运行制度,彰显其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承担公共成本的意愿以及遵守规则的信誉,威望最终可转化为国际权威。美国二战后主导建立主要国际制度,因而被普遍视为公共物品提供者;苏联迷信强力、轻视制度,威望始终不及美国。德国因主导欧洲区域制度建设而收获巨大威望,日本则因缺乏制度建设能力被视为"经济动物"。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均提升了自身威望。
总之,国际制度兼具公共服务与私人利用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放大并锁定领导国的权力,使其不必频繁诉诸武力;另一方面也约束领导国自身必须遵守制度、提供资源,使其不能为所欲为。这两方面都减少了公然武力的使用,成为改变国际体系性质的根本力量,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正源于对这种双重属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