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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 第四节

《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第四节: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基础

国际制度竞争的本质是制度领导国对伙伴国的争取与管理,其结果决定制度的兴衰。

国际制度竞争的本质是制度领导国对伙伴国的争取与管理,其结果决定制度的兴衰。这一竞争由三大政治基础决定: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制度结构的合理性。

领导国权力地位体现为三种能力:政治动员能力,即说服他国支持本国制度主张的能力,如二战后美国建立联合国、IMF等制度,以及中国2014至2015年创建亚投行;政治强制能力,即以压力、威胁、制裁等手段塑造制度的能力,如美国强迫欧洲国家持有美元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借助日本的安全依赖达成TPP;观念影响能力,即价值观与专业知识被他国接受的能力,如日本凭借环保专业知识主导《京都议定书》商定,中国以开发性金融理念创建亚投行和金砖开发银行。多个领导国之间若纷争不断,制度也会衰弱,如中日矛盾使东亚合作机制重叠松散。领导国权力衰落会削弱成员国凝聚力和资源投入,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落引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度激化制度竞争。

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同样关键,领导国的供给能力与意愿尤为重要。经济制度的公共服务包括提供规则、争端裁决、信息、危机援助和开发性融资。亚太经合组织因无法兑现贸易自由化等目标而遭成员冷落;七国集团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力不从心,被二十国集团取代,但G20未能从危机应对型转为常态型,地位也趋下降;欧佩克自2014年油价暴跌后难以协调产量,丧失了核心公共物品供给能力。

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包括成员结构与权利结构。成员规模过大导致搭便车和谈判成本高昂,过小则力量不足;成员的地理与能力特征也须与制度职能匹配,如国联因美国缺席而无力阻止二战,东亚峰会纳入美俄等非东亚国家削弱了合法性。权利结构须公平,领导国需让渡权力、分享利益以增强合法性,如美国在IMF将自身投票权从约60%限至30%并设置基本投票权,一些国际组织由中小国家人士出任最高领导人。反之,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长期由日本垄断、七国集团排斥新兴国家,都引发合法性危机,催生了亚投行、金砖机制等新制度;而亚太经合组织和WTO虽效率不高,却因开放、平等而长期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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