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第六节

上海文管委购下《高逸图》的款项，因文物是否没收、原议价有无暴利等疑义拖延三年，直到1955年10月经沈之瑜呈请、文化局长陈虞孙批准才拨付给靳伯声。

上海文管委购下《高逸图》的款项，因文物是否没收、原议价有无暴利等疑义拖延三年，直到1955年10月经沈之瑜呈请、文化局长陈虞孙批准才拨付给靳伯声。三亿元与三万零四百元实为新旧币换算之差，另四百元是《卤簿图》价款。靳伯声此前曾因经济问题入狱，出狱后不再经营古玩店，改任北京宝古斋营业员。画作早已交付上博，馆方花四百八十元请刘定之修裱，1953年又委托国际书店重印，并致函致谢。

上海博物馆1952年开馆，由原上海市立博物馆人马组成，与市文管委矛盾不断。副馆长杨宽认为徐平羽、徐森玉借职务收藏文物有假公济私之嫌，拒绝与之同道，但作者认为其说法不尽可信。上博重视《高逸图》，复制过程中该画被折断受损，装裱名家刘定之认为须重新装裱才能补救。1957年5月，徐森玉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上博损坏国宝，《解放日报》予以报道；杨宽随后在报上答辩，称已作处理，但陈梦家致信徐森玉斥其无理取闹。此前一日，《新民晚报》已发表对保管部夏玉琛的长篇采访，揭露馆内文物保管乱象，矛头指向杨宽。杨宽自传称此系预谋、自己不再答覆，但时间先后与事实不符，其责任难以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