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 第十九节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第十九节
上个月在澳门,程永新和我回忆八十年代,《收获》编辑们觉得我们这批作家气势十足,连做了两年“先锋文学专号”。
上个月在澳门,程永新和我回忆八十年代,《收获》编辑们觉得我们这批作家气势十足,连做了两年“先锋文学专号”。我七成以上的小说发表在《收获》:一是李小林坚持只许投给她,二是别的杂志不敢发《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类敏感题材,而巴金挂名主编是一种保护。李小林曾把《许三观卖血记》样稿念给在杭州休养的巴金听;程永新还透露,当年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挨批,巴金写信称它虽“黄”但是好小说。巴金去世后,我随李小林参观巴金故居,注意到他的书桌越老越小,最后写作《随想录》时只有中学课桌大小。我发短信给李小林,说我们这代作家幸运正因巴金长寿,他让我们有时间自由成长。我庆幸遇到李陀和《收获》,它们让我对作品有信心。我寄去的稿子几乎都直接发表,只有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例外:李小林不满后半部分,让我重写,程永新安慰并请我吃饭。回嘉兴一个月后我写好方案,到编辑部便宣布后半部分全部重写。一九九一年夏秋完成修改,九月送去时第六期已发稿,李小林当即与肖元敏商量撤稿,把它排为头条。接着是《活着》:一九九二年初午睡醒来我想到这个题目,先用第三人称写不下去,改由福贵自述才顺利。福贵只念过三年私塾,我为他寻找最简单的语言,日译者饭塚容说这语言简单却难译。写有庆死后月光下的小路,我琢磨数日,最终用“像撒满了盐”的意象表达悲痛。写完解放前后两部分,我照例背着稿子坐火车送到上海《收获》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