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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 第六节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第六节

作者先谈到中外读者提问的差异:常被误以为外国读者多问社会政治问题,其实国内读者问得不比国外少,文学本身也回避不了社会政治;但无论中外,读者最关心的始终是人物、命运、故事等文学因素……

作者先谈到中外读者提问的差异:常被误以为外国读者多问社会政治问题,其实国内读者问得不比国外少,文学本身也回避不了社会政治;但无论中外,读者最关心的始终是人物、命运、故事等文学因素,差别只是读者个人之间的差别。他还说起国外交流中的轻松话题,以及一九九五年在法国圣马洛文学节第一次签名售书的经历——两个法国小男孩请他写中国字,他写下了“中国”。

接着作者讲到二〇一七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题目涉及东亚文学,而他对韩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他谈到中韩两国对彼此文学的介绍都极为冷淡,亚洲国家普遍更关注西方而非邻国,但近年开始改变。他从白乐晴教授关于“民族文学”的论述中获得启发:政府标榜的民族文学若只是阉割传统、鼓吹乐观,便不是正经文学,这让他联想到中国的类似现象。他又从崔元植教授关于朝鲜民族被四大国包围的回答中,进一步理解了民族的良心与文学的良心。

作者进而以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为例:巴托克长年在农村采集民间音乐,认为处理民间旋律与创作大作品同样困难,关键在于认识并突出民间旋律的性格,而非掩盖它。作者由此论述,作家应了解本民族传统的特别性格并在写作中加以伸张;现代性写作与文学传统并非对立,传统是开放的、有待完成的,文学的现代性正是传统自身变革的困难活动。巴托克所处的中东欧国家缺少天然疆界、命运常不由自主,与韩国处境相似,这解释了两国民族文学声音强烈的原因;而中国近代史同样饱受侵略,有关民族的文学却只有一种被阉割过的声音。作者提到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发现,二十位中国年轻人无人知道“文化大革命”,却对美国了如指掌。最后他谈全球化:构成全球化基础的应是差异性而非同一性,各民族的差异才构成和谐,如同森林生态;民族传统的特别性格应保持开放、互相交流,正如巴托克所说的各种“化”与“再化”的杂交过程。

最后作者提到歌德读哈菲兹等波斯、阿拉伯文学及马可·波罗游记,又读《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中国作品,从而提出民族文学时代已过、世界文学时代来临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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