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第九十五节

本节论述美国情报界在法律限制之外面临的三大争议领域：针对盟国的情报行动、反恐战争中的手段以及大规模信息搜集。

本节论述美国情报界在法律限制之外面临的三大争议领域：针对盟国的情报行动、反恐战争中的手段以及大规模信息搜集。

首先，德国的案例说明美国会对盟国采取单方面行动。9·11事件的部分策划者曾在德国活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德国联邦情报局就一名代号“曲线球”的叛逃者向中情局提供了虚假信息；部分德国公司还向伊朗、伊拉克等国出售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作者指出，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技术手段—国家—目标”构成的矩阵，对盟国监听首相电话通常不恰当，但针对与伊朗做生意的德国公司高管则可行动。

其次，反恐战争中的强化审讯与无人机打击引发争议。支持者（如前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官员罗德里格兹）称对基地组织领导人使用水刑等手段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批评者（如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索芬）则从实效与道德角度反对，认为恐怖分子受过抵抗折磨的训练，且不存在“定时炸弹即将爆炸”的情景。作者认为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审讯方案未获可用情报的报告存在偏见，批评者否定手段有效性的说法也缺乏客观依据。无人机打击则涉及平民死亡数字的争议、对美国公民（如安瓦尔·奥拉基）的定点击杀是否符合正当程序，以及政府法律文件对“迫切威胁”的定义混淆了迫切与现存威胁，导致打击时机难以判定。

最后，大规模信息搜集方案自2013年披露后受到批评。作者认为政府声称不监听通话内容回避了要害——分析通话数据本身即可暴露个人隐私；以1979年史密斯诉马里兰州政府案作为合法性依据并不成立，因为该案中警方仅调取特定嫌犯的数据，与批量收集所有人通话记录相去甚远；“第三方原则”也有缺陷，因为公众向电话公司提供信息并不意味着同意其随意转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