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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 · 第七十八节

《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七十八节

本节比较涂尔干与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及其政治理论的异同。两人均受西美尔社会学和尼采“上帝死亡”命题影响,都反对革命社会主义:涂尔干认为废除私有财产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本节比较涂尔干与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及其政治理论的异同。两人均受西美尔社会学和尼采“上帝死亡”命题影响,都反对革命社会主义:涂尔干认为废除私有财产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韦伯则以俄国经验论证国家同时充当雇主和政治主宰只会加重阶级冲突。但由此得出的教益不同:韦伯视现代性为理性化与脱魅的过程,理性化与官僚化既帮助君主摆脱贵族,又促成政教分离,使合法性取代传统正当化;他批评一切国家调控,认为社会主义只会加剧官僚化、造成新的奴役,同时反对保守派回归前现代经济的主张,肯定基于职业伦理的资本主义。涂尔干则认为市场本身“非道德”,需要规范性补充来维系信任,因此支持增进有机团结的伦理方案。在国家问题上,涂尔干从调控功能界定国家,主张多元论:国家由至高权威行使者构成,任务是克服失范与强制性分工,但它须受次级团体制衡,既反对自由主义把国家视为社会残余,也反对浪漫派让社会融入国家。韦伯则从合法暴力垄断定义国家,认为大众社会中统治必然落入官僚之手,民主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问题,即如何让政治领导人制衡技术官僚、让大众参与又避免非理性。两人由此都拒绝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反政治立场,转向经济、社会、道德领域的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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