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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 · 第七十三节

《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七十三节

海德格尔认为,欧洲思想自前苏苏格拉底以来便误解并遗忘了“存在”,将存在当作一切的根据(“超级存在者”),并以“在场”为优先,这始于柏拉图把事物视为永恒理念的不完美呈现。

海德格尔认为,欧洲思想自前苏苏格拉底以来便误解并遗忘了“存在”,将存在当作一切的根据(“超级存在者”),并以“在场”为优先,这始于柏拉图把事物视为永恒理念的不完美呈现。其结果是人类栖居地沦为可开发的原材料储备,技术不再是中性手段,现代人对权力和效能的追求使世界失去意义、令人无家可归;他一度支持的纳粹主义也被视为这种操纵性冲动的表达。海德格尔主张人应倾听存在的声音、重新敬畏世界并期待新的神性,断言“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他认为尼采虽揭示虚无主义却只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以权力意志为最高,未尊重“本体论差异”。二人虽都否定现代理性自我奠基的方案,但尼采主张由至高个体设定价值、继续航行,海德格尔则要求承认高于人的意义之源。

福柯深受尼采影响,从中获得两大教益:怀疑现象学经验的可靠性,以及怀疑一切发展、目的性概念。《疯癫与文明》描述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衰落:文艺复兴时二者相互依赖,笛卡儿式理性主义切断对话,17世纪“大禁闭”将疯癫者隔离,18世纪末疯人院建立,疯癫被客观化为医学对象;福柯认为这切断了不可驯服的权力之源,且要求病人恢复理性比囚禁更具压迫性。《临床医学的诞生》考察现代医学的产生,否认疾病有潜在真理;《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以“知识型”和“话语构成”决定经验与知识的可能性。1970年代初他转向考察西方“求真意志”的畸变,《规训与惩罚》《性史》研究监狱与性规范的形成,引入无所不在、具生产性的“权力”概念,揭示理性主体是约束内化的过程。福柯自称实验者而非理论家,不愿提出可推广的体系或政治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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