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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 · 第一百一十七节

《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一百一十七节

调和主义者主张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批判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全盘接受。

调和主义者主张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批判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全盘接受。他们认为西方虽有科学精神、尊重个体等长处,也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缺陷,而非西方社会的强项恰是西方的弱项,双方应通过批评性对话实现优点的综合,发展出不等同于西方化的本土现代性。印度、日本、中国、穆斯林国家的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此类主张,如中国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君劢、徐复观试图以儒道释传统为新文化基础。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将西方的个体、平等、民主、现代国家等观念与本土的共同体、博爱、贤哲、社会责任等观念结合。但这一方案预设了并不存在的超文化标准,且假定作者自身能超越自身文化限制;同时,自由民主制与道德权威、个体权利与身份义务等要素实际上难以和谐结合,最终多数人要么陷入肤浅的调和,要么成为隐秘的现代主义者。

批判性的传统主义者同时批判现代主义与调和主义。他们认为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传统,其权威来自拥护者的一致同意;传统则是长期试错的产物,并非盲目非理性。现代科学受理性主义傲慢损害,边缘化民间知识,忽视人类其他潜能。人受自身社会文化深刻塑造,不能视为白板,因此问题不是何种生活方式最佳,而是对特定人群何种生活最可取。他们批评调和主义者假定能超越自身、凭虚幻的超文化标准评判文化,且认为价值可脱离生活方式折中结合,其综合是未经实践检验的危险赌博。该派主张社会应从本来面目出发,承认变化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不丧失认同、不导致失序的前提下改变;应以自身传统为本进行自我反省,把其他社会当作反思的辅助而非榜样,通过借鉴他者实现自我复兴,其目的既非赶上西方,也非成为西方的老师,而是实现自身独特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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