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 · 第七十五节
《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七十五节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因将理性简单等同于工具理性,只能诉诸疯癫、狂欢等非理性力量来反抗,从而陷入总体性的理性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因将理性简单等同于工具理性,只能诉诸疯癫、狂欢等非理性力量来反抗,从而陷入总体性的理性批判。他提出“交往理性”,指出理性也体现在语言交往中提出和评价有效性主张的能力上,达成共识恰恰需要承认他者主张可能更有效,这为超越语境的真理提供了“后形而上学”解释。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是可以纠正的片面发展,不足以否定现代性本身。
后现代主义内部也出现类似转向。福柯晚年从“生存美学”角度重新引入有目的的主体性概念;德里达则转向召唤、正义、解放承诺等概念,认为解构以正义的不可解构性为先决条件。这些转变与莱维纳斯的影响有关。莱维纳斯认为西方形而上学遗忘的是与他者伦理关系的首要性,只有面对面关系中的责任(“你不可杀人”)才能使人摆脱存在的压迫而通向超越。他抨击西方哲学压制他者,但其伦理立场具有普遍性,不赞同语境主义和相对主义,并反对海德格尔对处所的强调。随着莱维纳斯影响增强,后现代主义内部出现伦理学转向的可能: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游戏的伦理学”未能解释现代道德意识的普遍主义本质。德里达1990年代的著作重新承认普遍性要求,以新启蒙的名义重申民主与解放理想,并号召建立对抗跨国资本主义的“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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