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一世纪政治思想史》第七十二节
本节指出,尼采与海德格尔都将现代性视为西方历史的转折点和一场无法摆脱的危机,认为现代意识与社会生活最终无法自我巩固,因而预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经验模式将到来。
本节指出,尼采与海德格尔都将现代性视为西方历史的转折点和一场无法摆脱的危机,认为现代意识与社会生活最终无法自我巩固,因而预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经验模式将到来。这种激进主义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尽管把他们称为“后现代”思想家在年代上并不恰当。
尼采诊断西方文化的病症,认为其根源是自柏拉图以来、与基督教禁欲主义结盟的超越性真理观。他既否定纯粹的认识主体,也否定表象背后存在终极的“真实”世界,主张只有视角性的认识。其谱系学方法揭示了“禁欲理想”中的自毁冲动,认为科学知识与现代世俗主义都是这种求真意志的产物。无神论带来虚无主义危机,现代人因无力以“权力意志”创造新价值而沦为墨守成规者;尼采批判自由民主制是生命衰落的信号,其肯定性视野指向永恒回归,他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攻击、视角主义及实验性写作风格对后现代主义影响深远。
海德格尔同样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已经枯竭,主张通过“解构”传统来回应当下。他批评现代思想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导致世界被客观化,这一趋势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以“在世的存在”反击主客二元论,指出人最初是以“前理解”介入世界,而面对死亡的焦虑使人得以本真地存在,逃避则陷入“常人”的非人格状态。海德格尔早期语言接近极右翼,1933年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党,约十个月后辞职。这一事件至今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其超越现代性的思路会破坏民主与自由;1930年代他的思想发生“转向”,从以在世为中心转向研究西方历史上存在敞开与遮蔽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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